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经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 瑞士球员谢尔丹·沙奇里和格拉尼特·扎卡在对阵塞尔维亚进球后双双做出阿尔巴尼亚国旗“双头鹰”手势，引发巨大争议，面临1万美元罚款。 国际足联曾公开表示，目前不打算对相关球员进行禁赛，但会对他们进行“违反公平竞赛原则的非体育道德行为”的罚款。
时间回到2018年5月15日，德国队刚刚公布了世界杯的初步名单。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并赠送礼物的两名土耳其球员厄齐尔和京多安遭到猛烈批评。 批评：“身在道德营，心在土”。
移民球员为各国家队带来“胜利奖金”的同时，也在日益煽动“民族国家”体制下的身份政治。 随着“民族主义”逐渐回归国际争端，足球外援带来的究竟是鼓舞人心的多元文化融合，还是矛盾深化的必然？
移民
世界杯期间，足球移民现象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多关注。 狭义上的移民玩家是指具有单一国籍或双重国籍的外籍人士或移民后裔。 这种情况在一些曾经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更为常见。 在摆脱殖民地地位、走向民族解放和独立之后，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真空”混乱，不得不再次复制和模仿它们以前的宗主国。 移民成为热门选择。
1998年的法国队是世界足坛第一次震惊认识“足球移民”。 获奖球队中，齐达内、德塞利、卡伦布、亨利、维埃拉、图拉姆、特雷泽盖、皮雷等13名球员都是移民后裔。 其中七名来自非洲，五名来自加勒比地区，一名来自西班牙。
法国队被称为“3B”队——Black-Blanc-Beur，是三个法语单词“黑”、“白”、“黄油”的首字母，意思是球队由黑人组成，白人和阿拉伯人。 1998年主场的胜利，让法国国家队被法国人视为“民族团结”的重要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在战后获得独立，但其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行为方式都带有较深的法国印记，这也是日后移民流动的基础。 。 法国队前灵魂齐达内来自法国前殖民首都阿尔及利亚。 甚至有人想到了他的祖先在北非为盟军作战而组成的阿尔及利亚军团。
但“民族团结”只是一个幌子。 法国队内一直存在“更衣室战争”，“阿尔及利亚帮”与“本土帮”之间的纠纷也时常被曝光。 同样面临“内讧”的还有荷兰。 苏里南曾经是荷兰的殖民地。 橙衣军团传奇人物古力特、里杰卡尔德、戴维斯和西多夫都是苏里南血统。 队内不时爆发苏里南人和白人的争吵。 即使在“三剑客时代”，这样的矛盾也很常见。
德国队的变动始于《日报》戈德曼的电话。 21世纪初，他主张学习法国队依靠移民球员夺冠的经验，德国足球应该重视外籍球员。 当2014年德国队在巴西夺得大力神杯冠军时，很多人意识到“日耳曼战车”的称号已经不再适合德国——移民面孔远多于日耳曼人。
从2004年开始，德国足协开始成立专门组织，选拔大批在德国长大的土耳其球员。 本届世界杯的三名球员都是土耳其裔。 此外，德国目前优秀的非德国血统球员还包括加纳血统的博阿滕、塞拉利昂血统的吕迪格、科特迪瓦血统的乔纳森·塔尔、突尼斯血统的赫迪拉、摩洛哥血统的贝拉等。 拉比、戈麦斯是西班牙裔，萨内是法国裔。
德国人口结构和移民政策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德国需要通过移民平衡人口年龄结构，弥补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缺口。 然而，大多数德国人并不理解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输入的土耳其劳动力，也没有带来更好的融合。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土耳其人滚回去”等口号随处可见。 莫恩和索林根还发生针对土耳其移民的纵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亡。 对厄齐尔和京多安的反复批评反映了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经历：仇外心理日益增长，移民日益孤立——即使他们是第三代移民，在德国出生、长大。
分类
广义上，移民球员还包括“归化球员”，指获得他国国籍并获得代表他国参加国际赛事的合法资格的球员。 狭义上的入籍球员和移民球员的区别在于，前者多为第一代移民，后者则为二代、三代移民。
本届世界杯，“归化球员”沙奇里和扎卡引发的风波仍未平息。 北京时间6月23日凌晨E组第二轮比赛中，沙奇里和扎卡的两粒进球帮助瑞士2-1击败塞尔维亚。 不过，他们进球后的庆祝动作却具有阿尔巴尼亚的象征性，这让比赛一度紧张。
沙奇里和扎卡都是科索沃血统的阿尔巴尼亚人。 沙奇里出生于科索沃格尼拉内。 他四岁时被迫移居瑞士。 由于内战，他无法返回家乡。 据信他的家人与南斯拉夫政府有矛盾。 扎卡的父亲因抗议塞尔维亚军事镇压科索沃独立运动而被捕并入狱三年。 后来，他的家人移民到了瑞士。 扎卡的兄弟为阿尔巴尼亚国家队效力。
科索沃位于巴尔干半岛，是主权争议地区。 该地区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一直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直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科索沃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政府表示永远不会放弃科索沃的主权。 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本届世界杯，瑞士与塞尔维亚同组。 在沙奇里参加竞选之前，他发布了一张左脚印有瑞士国旗、右脚印有科索沃国旗的靴子的照片。
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在2014年，2016年欧洲杯预选赛期间，阿尔巴尼亚队和塞尔维亚队爆发了一场小组大战。 比赛期间，一架载有科索沃地图和带有政治口号的旗帜的飞机进入体育场。 两队球员和官员发生了争执。 愤怒的球迷也冲进场内，比赛暂停。
瑞士足球的崛起与德国足球的复兴有着惊人的相似。 瑞士作为西欧足球土壤最贫瘠的地区，凭借完善的青训体系和优秀的移民球员，拥有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战争——来自科索沃的沙奇里和贝赫拉米、来自科特迪瓦的朱鲁、来自波斯尼亚的塞费罗维奇都出自“难民军”。
归化球员离开祖国总是有令人悲伤的政治原因。 国家之间的竞争，难免要“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 尽管国际足联一再呼吁让体育远离“政治”，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只是一个幼稚的理想。 马拉多纳之所以能成神、碾压当今的梅西，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1986年击败了英格兰队，并在“马岛之战”中帮助阿根廷洗刷了输给“日不落帝国”的耻辱。 ”。 2014年世界杯，梅西率领的阿根廷未能在老对手巴西的土地上实现捧杯的夙愿。
2022年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发起了金币攻势。 相继收购巴黎圣日耳曼、马拉加、欧本（比利时）、莱昂内萨（西班牙）等欧洲俱乐部后，乌拉圭、塞内加尔、苏丹等国球员填补了国家队位置。 这样一支从世界各地招募、拼凑而成的“国家俱乐部部队”也遭到批评：不会说官方语言，不会唱国歌——只是有偿服务。
此外，2009年国际足联通过了关于改变国籍的新规定。 球员在任何年龄都可以改变国籍，只要他们没有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过国际A级比赛。 卡塔尔的做法代表了一些经济实力强、足球实力弱的国家为求胜而做出的“努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支没有国家荣誉感的球队怎么能代表民族呢？
回归灵魂
无论是移民球员还是归化球员，一些拉丁语南欧国家干脆将这两类球员称为“外援”，即“雇佣兵”（或）。 这个词是拉丁语中出生（oriri）和东方（）的组合。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职业足球联赛早已接受了“外援”的概念。 然而，在国家队层面，种族和信仰仍然是阻碍身份认同的障碍。
足球外援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基础：前殖民地的移民流向母国、战争造成的难民流以及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衍生的移民行为。 这些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足球外援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并最终导致团结和认同问题。 民族主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仇外者使用的口号，他们因为肤色、出身、口音和宗教而攻击外国援助。 由于穆斯林球员为法国队效力，ISIS曾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比赛场地。
这一切就像是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个缩影。 冷战结束后，东欧解体阿尔及利亚足球协会，导致苏联在欧洲领土上布满了小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处于阴霾之中。 华盛顿的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大使馆前示威，莫斯科的犹太人要求移民以色列。 20多年后，苏格兰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分裂主义、叙利亚难民等再次占据人们的关注。
自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有力工具。 每个集体都在利用自己控制的资源，根据该地区的传统宗教、语言和部落创建“法国民族”、“大和民族”、“美国民族”或“德意志民族”。 植根于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可以创造出具有相似历史记忆和统一认同感的人们——民族国家由此诞生。
然而阿尔及利亚足球协会，今天的民族主义只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民族主义的“替代品”。 这与解放和革命没有什么关系。 它更多地混合了“原教旨主义”的概念，并且更关注谁将“为我们做这件事”。 对苦难负责”。 这种状态在冷战后尤其明显。 民族主义“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中取代了原有的凝聚力作用。当社会崩溃时阿尔及利亚足球协会，民族将取而代之，成为人民的终极卫士”。
国家认同最重要的功能是确定谁是无辜的，谁是罪魁祸首。 当原有的制度和权力核心已经失效，不能再充当替罪羊时，那么寻找“敌人”就是民族主义的“捷径”。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变迁之后，“我们”总是痛苦、委屈、不安、不确定未来的方向。 这些都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谁？”他们“不是我的同类”。
在经历了市场化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洗礼后，普遍遭受日常生活危机、语言危机和价值危机的人们重新拥抱了民族主义话语。 人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存在只是一个偶然，而没有崇高的命运。 因此，他们必须从神圣的历史和经文中挖掘出最原始、最纯粹的阶段，并以此作为“我们”和“他们”根本界限之间的桥梁，从而吸引相似的人，打击异己。
这种寻求归属感的痛苦和困惑是当前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典型特征。 民族只是一个借口，是社会失序的综合反映。 对法律、秩序和绝对意义的渴望才是其背后的真正动机。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发生，但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并不能解释最现实的问题。
当移民不断改变原有的人口结构，服务于不属于民族国家的机构时，他们的诉求如何转化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 当国界的变迁不断产生新的少数民族时，他们的自决诉求如何能够保持在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关系之中？
民族主义“复活”的真相在于，人们希望通过转向旧有的“民族主义”话语，重新制造“民族主义幻象”，以抵御日益艰难的21世纪——包括如何在世界杯上争夺胜利。